所谓马尔萨斯陷阱其实是个错觉

所谓马尔萨斯陷阱其实是个错觉


马尔萨斯其实确实是错的,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发生的时候,从来没有社会财富分配平衡、贫富分化不严重,而总是贫富分化悬殊、社会等级压迫和等级特权的非常严重,这些贫富分化不仅是大部分财富过度往小部分人口集中的量化上的转移,更主要的是这一现象涌现性地产生许多质的新机制,造成过度集中财富的人群掌握比自己所集中的财富的还要增长得更快的社会权力、市场定价权、包括非货币形式的各种软性的价值交换的社会活动里的“定价权”比如穷人和富人建立社交需要付出的更高的自身具有什么什么价值之类的成本,这些由利益垄断阶层所施加的“市场控制”在总效果上相当于对市场征收巨额税收、从而使社会的各种各样的价值交换的“市场价格”远远偏离均衡价格、在供给和需要的曲线图上供给曲线和需要曲线大幅左移到接近纵轴,死重三角几乎占据由纵轴和供给曲线、需要曲线所截出的三角形的绝大部分,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被挤压到很小一点点,两者之间的细长的长方形所代表的经济价值量的面积则集中到少数利益垄断阶层的群体的手里,世界各地爆发”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情形,如果没有这样的对社会价值交换的市场均衡价格机制进行严重扭曲的态势,人口数量会在市场均衡价格的调节下自动自组织地微调,不会出现人口与资源的多么大的矛盾。所以,生殖开放自由得多的母系氏族社会里,从来就没有什么马尔萨斯陷阱🤣因为那是基于自由公平价值交换所形成的均衡价格导致的利益分配以及自然适应自动调节的生育。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母系氏族不是因为“低生产力”而被淘汰的,相反,是被破坏生产力、导致长期低生产力的父系封建压迫——在【生产力足以形成强有力的被用于奴役的力量的资源,但同时与人类健康心身关系的强度又不足,可提炼为“暴力技术水平(V) > f(群体心智水平M,专制关系组织成本即其困难度C)”这种概括性关系】的特殊阶段内、集中大量短期利益的资源、去击穿长期利益的良性循环,从而作为良性循环的机制,被家长制专制暴力以掠夺性经济(通过权力垄断榨取社会剩余,而非通过市场机制促进生产力发展)那种集中短期利益资源去掠夺社会损害发展以便把利益和力量集中在特定压迫者手里的方式去给病态地排挤和破坏掉的。


也由此可见,马尔萨斯陷阱与人为扭曲市场的历史相始终,由父系氏族晚期的封建-奴隶社会形成的时期开始出现,消亡于市场经济机制重新支配市场之后的历史,其每次出现,都与家长制社会雏形的严重社会压迫对市场价值交换自发的公平性调节造成累积的严重扭曲的后果相伴随。


从简单的生态学视角出发、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其实完全不会是自发的生态平衡动态调节所以形成的倾向,一看就知道是人类社会制度人为扭曲出来的结果!生态学与经济学结合的生态经济学强调资源分配应遵循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原则,而封建社会的压迫性制度违背了这一原则,通过权力集中制造了“人为稀缺”。相比之下,母系氏族社会的资源共享和生殖自由更接近生态系统的分布式调节,维持了社会与资源的动态平衡,所以不存在马尔萨斯死陷阱的问题,而现代的市场经济和情欲关系开放自由的社会其实同样也基于社会资源开放共享相互优化匹配与丰富共赢的这一模型。


后记:那个罗振宇、在他新的一期视频节目中声称王安石改革失败的原因在于王安石的“青苗法”给出的年化利率40%太低🙈🙈,说当时的地主土豪给出的70%的年化利率才是符合市场价格、高利贷对应着高风险、对应着用高利率对冲古代难以像现代那样全面评估借款人还款能力的信息能力所导致的风险,王安石失败就是还在于40%的年化利率太低、官府借给普通农民往往收不回利息,只能摊派给不需要借款的富户,还用马尔萨斯陷阱理论去解释为什么王安石变法注定没能通过理财提高经济效率。


之前我已经指出马尔萨斯陷阱其实是个幻觉、真正导致这种“陷阱”出现的不在于生产力的低下和人口增长之间反生态机制的“矛盾”而是在于扭曲市场定价的社会权力不平等导致的压迫力量,所以如果王安石政府真的能够促进公平市场化、其实通过理财提高经济效率在理论上是有可能而不是“注定失败”的,王安石自己在当地方官的时候在地方个别定点成功试验青苗法、就已经证明40%年化利率根本不是什么”低于市场价格”导致官府被迫摊派给保证能连本带息还款的富户,罗振宇所说的根本就不是历史的真相,历史真相是当时王安石政府的各级部门比如杭州衙门,故意在农民领取“青苗贷款”的日子、在发放贷款的衙门门口周边摆开盛大的各种唱戏、赌博、卖酒的集市,就希望这些领取青苗贷款的民众感觉把钱都拿来购买官府自己举办的买卖和垄断经营的商品,然后这些民众还不上款那就抓起来抄家,而且这种做法是公开的、也没有得到王安石和宋神宗的任何纠正,这叫”定价40%的年化利率太低,不能对冲借款者偿还本金和利息的风险、不符合市场价格、所以要向富人强行摊派”???明显只不过是说明王安石并没有真的想要改善市场促进发展,目的不在于让市场便利起来、而实际上就是为了政府捞钱而已。


而且,对于违约风险越高的农民,官府要做的恰好不是“提高年化利率、对冲违约风险”,而刚好相反应该提供无息贷款或者无偿援助,帮助这些违约风险高的民众过渡成违约风险低的小康人口,这样,借钱的人少了,高利贷的市场价格自然被迫下降,市场资金自然周转灵活起来,税收就会随之增加,王安石的做法的问题、根源仍然在于身兼政府和法院的衙门以营利为目的去放贷🤣这样提供公共服务的功能反而被用来强买强卖强行收利息,导致更加扭曲市场,这才是王安石改革失败的原因,而不是罗振宇说的那些完全打不中靶子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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