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视角看佛教金刚乘的心理学原理
精神分析视角看佛教金刚乘的心理学原理 公元8世纪以来佛教转向金刚乘这件事，虽然不少历史学的意见认为这是佛教因应古婆罗门教改革者商羯罗（将婆罗门教改革为印度教的学者）的挑战而做出的回应，吸收了更多的印度教多神崇拜等传统以及印度教性力派的男女双修等等，但其实早在商羯罗之前1个世纪，佛教的密宗经典包括无上瑜伽男女双修等体系的内容就已经有了典籍的系统集结，并且伴随着公元二、三世纪大乘佛教的发展，通过发展大乘佛教的同一批学者、相同的学府，一直就有发展和传承，而且商羯罗对佛教的挑战主要是通过政治、让北印度的地方王国没收佛教寺院、勒令僧侣改变信仰等等去取得对信众的占领，这些因素在控制着东印度的波罗王朝那里并不存在，因此商羯罗对佛教的挑战，并非印度教传说的辩论里多次击败佛教僧侣，因为他的势力推进依靠政治的硬性命令而不是信众被说服后不需要浪费行政力量成本的改变信奉对象，这种事态的迹象非常明显；而且商羯罗对印度教的重新诠释相当佛教哲学化，被后来的印度教学者批评为披着佛教哲学外衣的印度教教徒，佛教如果是为了反制商羯罗的攻击而”印度教化”，意义也不大。 所以将佛教转向密宗，看成单纯出于印度教的压力，可能并不准确，因为密教兴起的时候，没有印度教或者其他类似宗教强有力的竞争的中国汉地和日本的佛教僧侣与信徒，也非常自发地对密宗感到兴趣和重视，着重尊奉密宗教义，日本天皇的”国师”最澄等僧人就是缩影。中国唐朝、飞鸟时代和平安时代日本虽然有道教和神道教、这两个教也是多神崇拜，但和西藏萨满、印度的印度教相比，那种多神崇拜的规模以及对多神崇拜的“修行实践”的力量都弱很多，还远不如当时的唐朝和日本的佛教密宗的明王、护法神等神灵崇拜的实践的强度大，唐朝和日本的密宗的流行被解释成向道教和神道教认同、也说不通。 一直以来在佛教内部有许多学者对这一转变递进过程的佛教学理连贯性和递进性有着非常佛学学理缜密、逻辑严谨的论述，通过分析中观的缘起性空和唯识论的“境界”、顺理成章逻辑自然递进地引申到更为在实际行动中体现”缘起性空”而不仅仅是在思想观念思辩中凭借概念（比量）去“认知”到缘起性空，于是有了明王的忿怒形象和欢喜佛等男女双修的乐空双运的形象。从阿底峡、到当代的宗萨钦哲仁波切，都有很详细的这些论述。 欢喜佛的乐空双运，其实就是在很深的潜意识的水平上，深刻感知体验与体现相互欲望需要、从而相互镜映、相互互为辩证关联地相互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