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现代曾经的迅速发展与日本文化自恋视角的“大和民族的优越性”没有关系

 日本这个国家在19世纪迅速在物质文明和功利性的政治制度方面近代化（超越功利的、精神文明方面基本上停留在封建伦理的专制古代）、物质文明近代化速度远超同时代其他亚洲国家甚至一度二战后一段时间现代化的速度超过欧美，其实根本不是因为日本的传统文化有什么过人之处、更不是日本人保守的民族自恋地自认为的日本民族如何如何优秀，只不过是日本从16世纪开始一直保持着对欧洲文明发展成果的跟踪和记录，日本从德川幕府开始的锁国也照样留下和荷兰商人进行继续保持沟通的特殊关系，持续通过来源于荷兰的国名发音而命名、通过荷兰商人将欧洲的人文和自然科学成果传入日本的“兰学”，持续追踪和记录对欧洲文明成果的研习，虽然在日本民间保持着日本传统的封建愚昧和文盲状态，但却一直有着一批同步追踪欧洲文明的研究知识的日本武士、这一过程持续了几百年，因此日本明治维新时有许多知识精英本来就继承着了通过“兰学”而几百年来欧洲文明的追踪和研习的基础，从而能够很熟悉地学习19世纪的欧洲的模样，并且这批知识分子成了领导日本当时的社会的精英；之后日本在二战前通过剥削中国获得资本，在二战结束后与里根总统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先生签订广场协议之前、通过日本民族主义的透明贸易壁垒和美国的让利去剥削欧美市场获得资本，这些其实并不神秘、也并没有什么天赋异禀可言的原因才是日本在19和20世纪“崛起”的原因。

但日本却并没认清自己发迹的原因、日本社会文化基本上就是按照“大和民族的集体自恋世界自恋完美感”的体验认知去把日本的发迹归因于日本人大和民族如何如何特别优秀、天生就厉害一点，结果很快对“兰学”的知识经验积累已经随着时代的知识更新而红利用完了、别的很多国家对欧美近现代文化的学习进程也赶上来了，美国提供自身市场供日本剥削的好日子也过去了，于是日本就不可避免地衰落了，日本文化压制个性、强调牺牲个人本能和主体性去服从和迎合粘附做一团的传统规则下的集体，从来就没有（disruptive innovation）颠覆性创新的习惯，喜欢平庸顺从习惯而憎恶有个性有叛逆性敢于特立独行以及颠覆传统地创新的性格，这种文化的病态越来越使其自身连社会上的微观现象都缺乏生命力地习惯于以墨守陈规、厌恶颠覆传统的创新和厌恶特立独行敢于与众不同的自由和个性的那种思维方式，这也加强了其排斥外部世界与蔑视外部世界的生命力的倾向，很快地韩国和台湾都赶超了日本。

中国在17世纪明朝末年的时候，其实也有许多对欧洲文明的学习和吸收，对欧洲文明的敌意和保守程度低于当时的日本，如果不是因为满清入关、有意识地实行全民愚昧化洗脑的国策，那么就不会发生19世纪时中国远远落后于日本的局面、19世纪时中国落后于日本其实哪里是什么中国落后于日本，实质上只是中国清朝落后于“兰学”。但是中国后来的人没能察觉这个奥秘，反而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对日本迅速物质文化近代化崇拜得不行、错把日本那些武士道封建伦理和军事独裁给当成日本迅速物质文化近代化的“日本优秀”的奥秘、倾向于学习日本的军事独裁和武士道精神奴役，因此放弃了文艺复兴时期以来西方文化中最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对人权和对个性的特立独行等等人类创造力的根源的关注，以为像日本那样重义务轻权利、强调平庸地与集体保持一致而轻视甚至厌恶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的个性与创新、这样的氛围下也能“迅速文明发展”，不是笑话是什么。直到20世纪8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中国都依旧继续在吃“学习日本”的亏，先是学日本依赖外贸出超去发展经济从而轻视国内的消费者市场的成长，进而学日本发展金融化的房地产去拉动经济以弥补蓄意不让国内居民心身生活健全发展导致的内需不足，这样的恶劣后果现在都已经显露出来了。俄国和日本，确实对中国造成破坏特别大的两个国家，不仅在什么领土之类肤浅的表面上，软性的无形的社会文化和制度上的破坏也是那么的大，直到今天这种恶果都在癌化似的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