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制度与大革命》的弊病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其实并不合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根本不是因为改革，而是因为改革太晚、政府债务危机还不起多年积累利滚利的战争借款了，而最有钱的上两个阶层又享受免税特权，这样在三级会议中才导致了矛盾总爆发；至于后人拿沙俄崩溃之类去做例子，其实沙俄那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被德国打得太惨，许多大动脉交通线都被切断了还死了几百万士兵、沙俄贵族军官基本死光这才导致的崩溃，与斯托雷平改革无关。

至于灵感来源于《旧制度与大革命》、获得美国总统自由勋章的美国作家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中提到的、最底层的人刚刚有了点财富之后、这种人最容易革命，这种说法则有一定的道理，但用这个去合理化《旧制度和大革命》的话则是错误的，否则全世界所有地区所有社会，其历史都只剩下“要么饿死或杀死所有最底层的人，要么稍微改革改善一下最底层结果被最底层给革命掉”这两条路了😹，显然历史真相完全不是这样，只能说，“最底层的人刚刚有了点财富之后最容易革命”的那个”最容易革命”，只是相对其他人群的革命性最高，但并不表明其革命性的绝对值大小程度一定很高，总体的社会演变趋势让这群人可以继续以和平的方式、更小的代价流向更高社会等级、或者可以让其后代通过教育投资而流向更高社会等级、最终实现家族的地位升级，具有这样的态势的社会是避免革命的关键。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前20年时的情形，台湾的民主化、香港的经济腾飞（好多大富豪出身于最低贱的苦力工人）也都是这样的例子，当然台湾当初那帮想革命但没革命，和平上升到较高社会等级的，也就是现在那帮民进党及其基本盘，是有问题的，开始发展之路跑偏了，台湾的民主化进程是一个典型的“自上而下”改革案例。国民党通过有限度开放政治竞争和平衡社会诉求，实现了权力的和平过渡。这一进程避免了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基础，民进党的基本盘绝大部分群体源于较底层的社会阶层，通过得益于国民党的工业化和改革实现了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上升，然而，部分群体在取得一定地位后出现了“政治绑架”现象，忘恩负义地企图彻底消灭国民党甚至消灭曾由国民党强化的民族认同，利用反民族认同的身份意识或社会对立来强化基本盘，而非推动更深层次的社会进步。但像提到的北欧的社会变革则没有引发社会动荡，除此之外更典型的是弗朗哥去世后启动改革的西班牙，二战后穷的要死但接受马歇尔援助的希腊，都是很典型的正面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