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内政的失败以及和塔利班之类纯剥削性社会纯粹恶意非价值活动“社会市场”的本质区别

北宋内政的失败以及和塔利班之类纯剥削性社会纯粹恶意非价值活动“社会市场”的本质区别

对比中国古代的北宋和南宋这两个宋朝的前后半截朝代，如果客观地搁置儒家士大夫政治理念立场对皇朝政治的评判、也不受南宋的外交比北宋总体上差很多所导致的民族情绪的干扰，南宋虽然在外交上总体上远远不如北宋，但是内政上其实比北宋好很多，尽管南宋的朝堂政治普遍被认为没有北宋开明，更腐败，知识分子独立性也差很多，但是南宋在国土少了一半、负担的对外进贡（孝敬费）更多的情况下，终南宋一朝没有出现北宋做开开明的宋仁宗时期打个西夏都举国贫困难以为继、按司马光“涑水纪文”的记载全国到处是贫困、财政还连年赤字这种简直国贫民穷的局面，也没有宋神宗变法时期老百姓到处破产和欠债的情形，军队战斗力还总体上更强，这就很有意思了。

北宋其实没有一般印象中那么富裕，倒是真的”国贫民穷”，看司马光的记载等等大量史料就知道了，全国民众普遍贫困潦倒，宋仁宗的时候是这样宋徽宗等之类的时候也差不多，只不过宋仁宗的时候民间还没有那么穷而已，这种现象的原因其实主要隐秘在宋太宗和宋真宗两朝皇帝的基础那里。经常被提起的北宋的“冗兵”只是一方面，但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宋太宗开搞“衙前役”，专门让经济条件最好的民众无偿负担大量官府的工作，这种做法所造成的被非线性反馈地增大的广义“市场负担”比直接赋税要大得多，造成的死重三角的面积非常巨大，而且和直接的赋税相比，因为造成“最有钱”民众的逐级贫困化，这种死重三角会不断非线性反馈地放大，促使官府不得不增收赋税来弥补损失，然后死重三角更加加速扩大，所以宋太宗的“内政”主要就是到处增加赋税，迫使爆发农民起义；而这种税收在宋真宗的时候本来可以减免了不用打仗了，结果宋真宗没有减免任何赋税、剩余的资金大多是用来搞“天书”活动，盖了大量没有经济产出的道观，其中开封城最大的花了大量钱财的还被烧毁掉，赵匡胤时期储蓄着的用来赎买“幽云十六州”的那些金银布帛也被烧毁掉，这样一来官府机构的结构体系就依赖上了庞大的“衙前役”和各种各样的赋税去满足即时的需要，于是就收不了手了。而北宋的官僚机构还因为“恩荫”而不断增大，儒家知识分子虽然当官的机会多了所以貌似政治开明人人有官做了，但实际上市场并不需要这么多官员，这些官员就是被养起来了而已。

所以、北宋范仲淹的改革本来是要从先精简机构下手，精简机构了之后就可以不那么依赖高度的“广义税收”市场负担了，大概率还会逐步淘汰衙前役，然后市场就会发展，商人和农民就可以有更多的市场活动就能生产更多的资源，有更多的经济活动也会有更多的税收。这个思路本来是对的，但是他失败就失败在和皇帝“共天下”的士大夫官僚群体最反感的就是他这种改革，王安石和后面几个北宋皇帝的那些改革，虽然引起政治分裂，看起来遇到的阻力也十分庞大，但其实主要还是观念之争发展形成的私人恩怨，所以官僚群体可以分裂，反正触动的只是文官士大夫群体以外的市民和农民群体的利益，不是精简官僚队伍的人数，所以不会引起士大夫人群整体的一致反对，皇帝为了专制统治，也会选择和权贵阶层团结，而拿不掌握社会权力的人群开刀做受害者，反正只要团结社会权力阶层内部，虽然可以把社会搞得很烂很多痛苦、但光靠内部自爆是很难改变这种权力格局的，相当于生物组织癌化。

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剖析社会经济，往往可以抓住最基本、最绕不开的根本框架从而快速判断各种各样那些似是而非云山雾罩的杂七杂八的因素最后会积分收敛在什么形态上，价值交换的主体是否更自由更独立更健康自然更健全、价值交换的活动是否更自由和充分地靠近均衡价值一带。

微观经济学的供需关系曲线图里面，北宋那样的样子对应着的还是价格P＞边际成本MC的、社会负担的很大一部分不是为了剥削而剥削，纯粹恶意、以施虐为乐的成分虽然存在但相对那些苛刻中世纪式神权邪教社会而言小很多；如果是对应塔利班、北朝鲜这种广义的非货币非实物形态的禁锢式剥夺极强的“市场”，即时在没有大量显性税收的情况下，因为苛刻的社会性压抑和剥削性纯粹恶意残忍快感对社会价值交换的支配，生产曲线S就理应需要加上边际成本曲线，S一直退缩到与边际成本曲线最低点相交，因为非价值交换的剥削性互动才是它们社会生活的指导方向，“价值交换”活动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剥削性的社会日常，因此被剥削被禁锢者需要一直退缩到成本最低状态才能忍受这种社会日常对主观活动状态的压迫，从而“价值交换”会被压缩到最廉价状态，比如塔利班的女人不管做什么都要承受巨大的身心禁锢和利用，在这样的状态下P＜MC，远远覆盖不了她们付出的真实“边际成本 MC”，在这种“做即亏损”的病态扭曲身心的邪教社会里，被禁锢被剥削者其提供价值交换的主观活动不管是做什么都只能保持在边际成本最低的状态才能亏损得最少，反正做什么都是对应着广义亏损的。